在创新中成长

武夷山位于福建的西北部（即闽北山区）总面积９９９７５公顷，划分为东部自然与文化景观，中部九曲溪生态，西部生物多样性以及城村闽越王城遗址等４个保护区，武夷山西部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保存着世界同纬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地理演变中许多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被誉为“世界生物之窗”。目前已知植物有３７２８种，种子植物种类数量位居前列。已知的动物种类５１１０种，其中昆虫已定名的４６００多种，在动物类中尤以两栖爬行类和昆虫分布众多而著名于世，目前已列入国际濒危物种的动物有４６种。中外生物学家把武夷山称为“研究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鸟类天堂”、“蛇的王国”、“昆虫世界”。

武夷山的美感在于山。它是全国２００多处丹霞地貌中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地壳运动使这里的奇峰怪石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景区六十平方公里境内，巧布着“三三秀水”和“六六奇峰”。武夷山的灵性在于水，武夷山麓中有众多的清泉、飞瀑、山洞、溪流，流水潺潺，如诉如歌给武夷山注入了生机，增添了动感，孕育了灵气，尤以九曲溪自然风光独领风骚，九曲溪两岸分布着60怪石、３６奇峰、９９岩、72奇洞。“曲曲山回转，峰峰水抱流”，是山与水完美结合的典范。曲折萦回的九曲溪构成“一溪贯群山，两岸列仙岫”的自然美景，郭沫若先生游九曲时曾写下“三三六六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的赞语，山水珠联璧合，奇秀甲于东南，是武夷山自然景观的精华。

武夷山的情趣在于茶。武夷岩茶是世界四大茶类的中小叶种代表，是乌龙茶的鼻祖，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位居中国十大名茶之前茅，其悠久的历史，优异的品质，独特的岩韵，蕴含着高雅的情趣，令人回味无穷，（尤以大红袍为著名……）武夷茶人在总结挖掘唐之煮茶，宋之斗茶，元之贡茶，明之敬茶，清代乌龙功夫茶的基础上，整理编导出的“武夷茶艺”流传海内外，深受好评，“茶文化”成为武夷山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

武夷山九曲溪一带是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突出代表，历代名人雅士或游览、或隐居、或著述，、或授徒、前离后继，你来我往。自然山水陶冶了人们的性情，启迪了人们的智慧，人类的活动又传播，发展了武夷山，为自然山水增辉添彩。先民的开发，文士的驻足在九曲溪两岸留下众多的文化遗存，高悬的崖洞上有数千年不朽的架壑船棺十七、八处，有朱熹、游酢、熊禾、蔡元定等鸿儒大雅书院遗址30多处；有历代摩崖石刻450多方，还有僧道的宫观寺庙及遗址60余处。刻书遗址数处。这些遗存星罗棋布，将人的思想、情感、智慧、劳动融于自然山水间，为武夷山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给人以浑然天成的和谐美感，凸现了其浓厚的文化内涵。

武夷山不但自然遗产具有独特珍贵价值，而且其文化遗产更具有突出，普遍价值，能为已消逝的古文明与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见证，且与自然遗产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是极其可贵的。可以说武夷山由文化而显，文化也因武夷山而扬。

武夷山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劳动生息，逐步形成了国内外少有的偏居中国一隅的“古闽越”文化和其后的“闽越族”文化。其主要文化遗存有武夷“架壑船棺”，距今已有三四千年，是国内外发现的最早悬棺，是研究先秦及古闽人文化的珍贵遗物。云崖船棺，也是中国古文化之谜，还有城村西汉闽越王城遗址，是目前中国长江以南保存最完好的一座汉代古城址。一生一死同出于武夷山古老神秘的部落，告示着一种已逝去的文明。为研究汉代“闽越族盛衰及江南经济文化发展”提供重要实物资料，极其观赏价值。

说到武夷山文化，不能不提一些与武夷文化密切相关的人，事，物。一是朱熹，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是世界研究朱子理学乃至东方文化的基地。朱熹生于福建尤溪，从14岁入闽北至71岁逝世，在武夷山从学，著述讲学，传教长达50多年，终成理学之集大成者，是我国继孔子之后的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思想文化-----朱子理学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哲学家思想，构成中国宋代至清代700多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漂洋过海远及东亚、东南亚及欧美诸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至今乃吸引着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致力于朱子理学思想的研究。如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汉学系，荷兰国立莱顿大学的汉研所，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等大学汉学系，大多以宋明理学为研究重点。美国是西方朱子理学研究的中心，哈佛、哥伦比亚、夏威夷等大学都设攻读博士的课程和研究院。朱熹理学在武夷山萌芽、成熟、传播，朱熹创办武夷精舍，考亭书院、兴贤书院、同文书院（先为刻书处）等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书院，直接在武夷山受业于朱熹的学者达200多人，许多成为著名理学家，并一代传一代，相继在武夷山办学授徒，传播理学，成为有影响的学派。仅宋元以来在武夷山创立书院的著名学者就有40几位，使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先生曾赞“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二是建阳刻书，建阳刻书肇于五代，绵亘于前清，前后达千年之久，自宋代起，闽建则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在这个中心中，建阳则更为中心的中心。特别是建阳县西七十里的水南，麻沙、崇化等地书坊林立，比屋弦诵。尤其是麻沙、崇北两镇，书肆鳞次栉比，所刻书籍上自六经，下至训传，坟籍大备，且行四方者无远不至，甚至传至高丽、日本。而供举子课读及场屋夹带用的讲章类书籍，更是百倍于经史。刻书数量一举而跃居全国之冠。清叶德辉说：“至宋则建阳，麻沙之书林、书堂、南宋临安之书棚、书铺，风行一时。”顾廷龙先生说：“建阳书林之业自宋迄明六百年间，独居其盛”都一致肯定宋明时期建阳刻书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当时全国各地均来建阳贩书“书市以一、六集，贩者如织，”号称“图书之府”。人们对建阳能成为“图书之府”往往感到不可思议。同志们这次来建阳武夷，当汽车在麻沙至崇北的盘山公路上盘旋时，是不是也会提出，地处深山古代交通不便的闽北何以能成为全国刻书中心并能产生出为世所瞩目的文化呢？当然，这是有原因的，用朱熹的话说：“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福建成了当时的后方，就闽北而言，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业耕种面积扩大，且“一年二收”，水利建设也取得很大的发展，保证了灌溉。矿治业在国内也占有重要位置，此外建茶、建窑在当时也是全国著名。建阳地处闽北山区，林木生产茂盛，茂林修竹，所在皆是，可为刻书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木板和造纸原料，当时的造纸业在闽北最为发达。另外印书所需的笔墨也是境内自产，经济的发展为闽北图书的雕印提供了充裕的物质条件和强劲的购买力，丰富的物产则又为刻书业提供了资源优势，我们在探寻建阳刻书发达时应注意到文化高潮是于刻书高潮息息相关这一历史事实。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建阳地处武夷山中部东南一侧，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重要文化中心。当时人才荟萃建阳武夷山一带，各个学术领域，皆有杰出人物，游酢、杨时、著名哲学家，传二程之学于闽，“程门立雪”脍炙人口，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创立了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考亭学派”，闽学由此而极盛，建阳被誉为“南闽阙里”。袁枢，史学家，编《通鉴纪事本末》在史学研究是一大发明。宋慈，著《洗冤集录》，是中外闻名的法医学家。陈升之，与王安石同时为宰相。阮逸，主导宫廷音乐第3次变革的音乐家。另外，李纲、严羽、真德秀、蔡沈、僧惠崇、黄齐、熊蕃等等，都是中国学林艺坛的著名人物，正是他们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和著述，使武夷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文化高潮带来的必然是学术的繁盛，武夷学者数以万卷计的著述，是当地刻书家用以刻版印刷取之不尽的书源，建阳麻沙本能风行天下，仰赖于发达的文化，这是我们在探寻建本时所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是闽学人物对刻书业发展的影响也显得更为直接和明显。这是因为建阳乃考亭故居，朱熹门人，师友多在武夷山结庐讲学，特别是朱熹50多年在建阳、武夷一带著书立说，兴建书院、广招弟子，在闽北形成了一个具有庞大阵容的“考亭学派”，对刻书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外闽学人物与书林人物关系密切，在有名字传下来的刻书家中，多数为闽学人物后代，间或有前辈或同辈中人。还有书院的生员往往就是书坊刻本的读者，同时他们的成果或书稿也往往就近在建阳书坊刻印，他们也就是书坊的作者。书坊主人为了提高质量也找他们合作，这样生员也就成了编辑。这种关系使书坊与书院、建本与闽学的趋附性和文化认同显得更加直接而明显，也正因为这样，建阳崇化，麻沙地处深山，交通不便的劣势，由于处于众多书院群落的包围中反而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优势。这也是武夷建阳刻书业之所以能在宋代繁荣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介绍朱熹刻书）

第四，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给建本书籍的销售提供流通上的便利。“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尝新茶。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来运从天涯”北宋著名诗人欧阳修的这几句诗，很能说明闽北当时的交通运输便捷的状况，当时闽北上陆路有闽赣古道两条，闽浙一条，是北上苏杭，浙江江山的主要干道，货物“下吴越如流水”，同时水运也很迅捷，为建本的速售提供了“无远不至”的便利，清代学者杨守敬在提到麻沙本时说：“建宁书本满人间，世历三朝远百蛮”。就不是偶然的事了。建阳武夷的刻书流传至今的还有不少，为研究中国的版本史和福建的雕版印刷史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别对武夷文化的发展史和传播所做的重要贡献是不可忽视的，是“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中的不可或缺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传统文化的瑰宝。

此外，武夷山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影响广泛。福建地处东南边隅，自古地理环境封闭，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与中原远隔千山万水，福建的土著文化无法参与中原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这一特点造成了多方面的文化影响。客观上福建长期隔绝于东方文化发展的主流之外，进步缓慢，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形成了福建文化与中原思想不同的千姿百态，这也是福建至今多神论，泛神论之所在。（举例：包容性、功利性）然而晋代之后，中原人为逃避战乱，大量迁入，衣冠南渡，也带来了文化传播，而武夷山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即儒，道，释三教同山。武夷山是道教三十六洞天之十六洞天，称为“升真元化洞天”南唐皇帝弟弟李良佐辞荣在此入道。先后有道教名流吕洞宾，知微子白玉蟾，江师隆等修炼于此。此时佛教也开始传入武夷山，早在唐武德元年（618）就有僧人建寺山中，邑人翁乾度修成正果，扣冰沐浴，成为一方高僧，广受信徒顶礼膜拜，后之历代梵音不断。十一世纪以后，武夷山的道教和佛教保持了相当长的繁荣时期，武夷山的冲佑观发展成为全国九大名观之一，朱熹、陆游、辛弃疾等均任过冲佑观的提举。佛教胜地，天心永乐禅寺集一方胜概，使武夷山跻身于佛教“华胄八小名山”。而且武夷山的宗教是儒、释、道三教同山，1000多年来，道、佛与儒相安共处，和谐发展，体现了武夷名山的兼容豁达。

武夷山优美的自然景观，神奇的生态奇观，丰富的文化积淀，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是当之无愧的。青年学术论坛在这样的一个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传统文化丰厚的洞天福地召开，且主题为“在创新中成长”，很有意义，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也包括方法的创新，不同工作角度的创新，新思路的开辟。“”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本质-----活着的精神，即图书馆的精神。它有待于我们去阐释，去激活，这就要有创新的意识。让我用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的一段沉静但又充满智慧的话作为我今天话题的结束语：“学问就像一座山，有人真了解这山吗？往往许多人只是曾经上去过一条路，于是大家都知道只有这一条路，大路以外的都不知道了。那么你另外找路，都说这条路不能上去，你上去一下子，这也是创新啊，也有意思。”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八日